本文是作者提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新时期人口与经济发展战略论坛(2012年6月16日，北京)的大会论文。

许多政治家和法学教授认为，德国大学法学教育应当改为以培养律师为重心，因为毕竟70%的毕业生在两次考试后成为律师，而非法官。吴泽勇，河南大学教授。

德国法学院为何不提供常规性或者强制性的法律诊所教育的真正理由，在于大陆法系非常教义化的法律思维方式（以及法律教学方式），在于对大学系统化理论教育的高度重视，在于与普通法系国家不同的法官和律师选任机制。对案件更加整体性的接近非常重要，我相信模拟法律诊所课程为此提供了良机。但考虑到学生获得的收益，这种付出是值得的。对我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该课程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互相辩论，并且可以马上从教授和老师那里得到回应。4、当代的趋势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德国的法律教育体制是否应当改革。

课程主要采取了律师而非法官的视角，学生对案件的处理是整体的、全过程的——这无疑带有浓厚的美国案例教学的特征。此外，相对固定（每周四节）的课程设置，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参与模拟法律诊所的训练。例如，在United States v. Five Gambling Devices这一后来被弗瑞克称为体现法律过程学派目的论解释的经典例证中，法官杰克逊的意见集中体现了此点。

制定法遂不再被当成是主观、任意而变化不定的，并由普通法海洋中散布的零星岛屿{2}333或普通法家中的陌生闯入者{3}15发展成与普通法同样重要的法源。但平白意义规则在面对前述制定法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时经常一筹莫展，它根本无法有力地回答那些争议的事实情境是否落入到规则的平白意义之内。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享利·哈特和阿尔伯特·萨克斯为代表的法律过程学派吸收了纳丁和兰迪斯等有关制定法解释方法的论战成果，并立基于各机构根据不同制度能力协同合作以生产妥当公共政策这一基本理论立场，提出并建立了完整版本的目的主义解释理论。某人A使用某句话X想表达什么和句子X本身的意思是什么是两回事，而格赖斯没有说出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何谓言语行为？》这篇文章中，塞尔虚构了一个反例用以证明格赖斯理论存在的问题。但哈特和萨克斯认为法院并不应将这些陈述当成是决定性的，因为立法机关在立法中所表达的目的因时间变迁可能已经变得陈旧，此时，应当允许法院来对制定法的目的予以更新和发展。

二、目的主义解释的目的与制定法目的的归结（一）目的主义解释的目的为制定法归结目的是目的主义解释方法的首要步骤和最主要内容。{1}1379此外，哈特和萨克斯承认为制定法确定和归结目的有时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因此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技术，即找出那些制定法能够确定无疑地适用的例证，每一个例证都将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该制定法目的的某些方面，然后使用这些参照点来阐明制定法的一般目的[6]。目的主义者反对意图概念，因为一般、客观和动态的目的可以避免意图论中的诸多问题，如立法者意图捉摸不定因而内容无法准确界定，从多成员立法机关萃取一个融贯的立法者意图在事实上不可能，意图未通过宪法规定的立法程序因而不应被赋予法律效果以及对意图的探究极易导致司法权的滥用等。而目的则是动态的，随情境的变化而发展，目的并不总是原初的目的，并不总是颁布法律的立法机构的偏好，而是具有明显的建构性特征，目的的建构更少史实性根基而更多功能主义取向。

【关键词】制定法解释。在该案中，一项联邦刑事制定法禁止在州际贸易中运输赌博工具，并要求经销商汇报对此类工具的销售。有人把解释准则等同于规则，认为它们可以不变地应用于那些准则所描述的场合，但这是对待准则的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无法承受来自于怀疑论者的激烈批判。法律运作的本质无非是将特定的经验场景置入事先规划好的一般理念之中。

应当毫不例外地假定，这些人（理性立法者）无论是否与法院一样秉持理性的理念，都会负责任地行使宪法权力，忠实地履行宪法义务。该理论强调目的在制定法解释中的优先地位及解释者对制定法目的的建构，要求以能最佳实现目的的方式来确定制定法文本的意义，并对解释施加文本规约意义和清楚陈述的既定政策的限制。

解释者需要考虑颁布法律的立法机关的政治结构吗，需要考虑彼时起作用的各压力集团的能量以及其它种种可能的因素吗？想象性重构必定使想象多于重构，如此就会损害意图论将自身与民主合法性勾连起来的正当性论证，很难逃脱事后立法从而让法律溯及既往的嫌疑。此外，如果确定了争议的事实情境不在规则的平白意义之内，那法官又该如何裁判呢？平白意义规则经常并不排斥采用其它制定法解释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些方法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意图论，但意图论在解决前述制定法适用中的问题时所面临的困难决不比意义论少。

当时，以庞德为代表的学者极力为此作理论上的背书，通过鼓吹科学的立法观来论证制定法作为独立法源的地位。即便司法机关真诚地以为自己是在按照立法者过去或现在的意图行事，也不能无视或扭曲制定法文字的意义，毕竟，体现在具体法案中的文字的特定组合惟有通过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方能成为法律，而这些程序性规定被看成是立法机关表达自身意图的独一无二的方式。首先，制定法的文字及文本的结构既为建构一个可能的制定法目的提供了指导，也是目的建构中的制约因素，{1}1375因而应首先考虑。因此，制定法解释只能在文本规约意义所提供的可能范围内进行，否则，制定法将成为立法者的自说自话，无法成功地在作者、解释者和读者之间实现有效的沟通交流。从表面上看，汇报条款不像禁止运输条款那样限于州际贸易中的销售和运输。如何在尊重立法机关的同时纠正其不理性的行动，如何在更新发展制定法的同时使解释者不恣意妄断，使非民选的司法机关不做出有较大争议性的价值选择，如何在一个同时存在普通法与成文宪法传统的国家发展出一套与该传统相兼容的制定法解释理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哈特和萨克斯版本的目的主义除了为解释者设置对目的予以论证的负担，文本规约意义的拘束以外，还要求解释不得偏离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而这些基本价值判断表现为清楚陈述的既定政策。

而在制定法解释中，这些清楚陈述的政策事实上构成了解释的地平线，构成了解释共同体共享的背景性理解，它们既可战胜根据目的选择的语言学上允许的意义，也可以战胜立法者有意持有的实际意图。虽然人类经验以规律性模式重现的事实使抽象术语成为可能，但对这种规律性模式的观察不可能完全精确，因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特征描述型符号也必然具有不确定性。

在确定和归结制定法的目的时，首先涉及到解释者的立场或态度问题。Max Rad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43 Harv. L Rev. 863, 870 （1930）．兰迪斯在回应时区分了两种意图，一是具体意图，即立法者对系争问题的预测及如何以特定方式来予以处理的打算。

而作为旨在取代意义论和意图论的目的主义解释方法是否能够令人满意地解决制定法适用中的这些难题呢？按照法律过程学派哈特和萨克斯的思路，一旦为制定法及相关条款归结一个恰当的目的，则难题就会迎刃而解。见United States v. Whitridge, 197 U.S. 135．143（1935）.[11]在刘易斯?卡洛尔所写的儿童故事《爱丽斯镜中奇遇记》中，爱丽斯和蛋形人（Humpty Dumpty）关于语词意义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事情的真相在于，美国的法院没有清晰的，可普遍接受的并得到连贯应用的制定法解释理论。制定法是实现上述愿景的重要机制之一，对制定法的解释应建立在立法机构颁布法律以促进公共利益这一前提之上，而法院则在自身的制度能力范围之内经由解释来促进制定法目的的实现。哈特和萨克斯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其功能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在特定语境中使用特定语词所带来的那些被普遍接受的反应。但制定法的目的这一概念并不简单，{1}1377结合目的主义解释方法提出的背景及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对目的概念的理解应当注意如下两个方面。

因此，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在面对帕尔默之类的疑难案件时仍然存在困境。但哈特和萨克斯版本的目的主义还对解释设置了文本规约意义和清楚陈述的既定政策的限制。

在制定法解释中，哈特和萨克斯同样为解释者设置了论证的负担，即归结给制定法的目的是否合理需要经过理性的证立，而证立的标准则是看其能否与作为整体的目的体系融贯。解释准则的这一功能对于确定制定法文字在语言学上所允许的意义范围大有裨益。

对于与该规则相关的其它事实情境，都可以根据目的来作出甄别以决定其适用与否，由此，避免了在法律适用的每一个场合都去绞尽脑汁地推测可能存在、也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立法者意图并保证了规则适用的连贯与统一。第三，促进立法机关在未来更好地起草法律[1]。

立法是理性人在理性地追求合理的目的，而司法机关则可以对目的予以理性的阐述，法律过程学派的目的主义解释方法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通过制定法来追逐公共政策和实践公共价值的目的论认知之上。法律以特征描述型符号为本质工具来完成其指引功能，即权威性地预先规定当某种描述的情境在未来出现时将要如何行为。在法律过程学派之前，法律现实主义者也倾向于目的性司法和目的取向的制定法解释方法，但他们未能发展出系统的方法或技术来完成目的主义解释的这一核心任务。而解释需尊重制定法文本规约意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律过程学派所主张的制度解决原则的要求，即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基于不同的制度能力相互合作，司法机构不得以自己的意志来取代立法机构经由恰当程序所制定的法律。

特征描述型符号以某种理念来聚合有相似性的经验场景，从而使对众多类似事物的思考成为可能，无论它们已经存在还是即将形成。文字的多义性早已被法律解释者认知，例如霍姆斯曾云，文字并不似水晶般透明并固定不变的，它是活着的思想的皮肤，根据被使用的环境和时间变化着颜色和内容。

【摘要】目的主义在美国主要指法律过程学派的哈特和萨克斯所提出的制定法解释理论。其次，立法者在立法时真的能够预想到每一种可能受规则支配的事实情境并为之预设好具体的解决方法吗，就像前述提到的禁止在选举中假冒有投票权的人这一规则，与之相关的众多事实情境，立法者都已经一一作过考虑了吗？而清单还可不断地拉长，立法者显然难以穷尽各种可能。

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制定法解释方法，目的主义的制定法解释理论适用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并在规制倾向日益加强的现代社会仍大有用武之地。1．历史发展脉络中的制定法目的变迁赫顿案所体现出来的早期目的论解释方法是从制定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视角来获得正当性证明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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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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